绿色金融谁提出的(安全监督的定义)

4月15-17日，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金融学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鞠建东主持了题为“双碳目标下的绿色金融发展”的圆桌会议。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能源基金会CEO兼中国区总裁邹骥、中国证券研究院副院长谭从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研究院副院长何平、五道口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张小燕等都一同出席。

(圆桌会议照片，主办方供图)

什么是“绿色”？什么是“非绿”？

目前定义不一，标准和统计要进一步细化。

鞠建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绿色”？“看来大家都在支持绿色。比如煤炭行业，这个高污染、高碳排放的行业，已经开始使用清洁煤进行制造。这到底是不是绿色的？”他说。

王信还表示，许多标准和统计数据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学术上，确实有很多国际争论。我们在2016年开始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当时说的绿色金融是比较宽泛的。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我们以为是绿色的。但是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需要更加细分，哪些是真正(是)针对碳减排的。”王信举例说，比如2021年绿色债券指导目录(中)，清洁煤因为不利于减碳而被删除。

他进一步说，我们应该越来越细化，最好区分减碳、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根据他分享的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绿色贷款余额为16万亿元，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如果细分为具有直接或间接碳减排效应的(贷款)，约占67%，占比不到70%。“总之，我们必须对其进行细分，在统计上，在标准上，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王信说。

何平提到，经济学上有一个指标衡量它有多“绿”，就是边际产出GDP排放量有多高，或者单位排放量对应的GDP有多高。他认为，投资绿色技术和其他措施相对来说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指标是看单位GDP有多高，或者单位GDP排放多少。低于平均水平是“绿”，高于平均水平是“绿”。

目前相关信息披露情况如何？

标准不多，要考虑公开的成本。

判断一个企业是否“绿色”、“非绿色”或者有多“绿色”，前提是企业有足够的信息披露。鞠建东提出问题：目前国内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如何？强制信息披露会走多远？

谭艳认为，信息披露需要一个生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现有条件下，什么样的信息披露是有效的？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披露的成本也很高，可能需要一些技术或标准。

“标准还不多。我们如何披露它们？我们可以看到，企业财务的披露是有标准的，包括标准的会计报表和各种中介机构，可以以相对较低、相对可控的标准披露。”说说炎症。

中国十几年前就开始有碳信息披露的指引，三年前就开始制定哪些需要强制披露，哪些需要半强制披露。谭艳表示，当初环保部门要求高排放、双高公开，未来方向可能会覆盖越来越多的领域，也需要进一步把握节奏。和去年一样，进一步细化要求公司在年报和半年报中如何披露，要求有专门的章节进行披露，以及社会责任信息，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除了信息披露还需要什么？

要建立完整统一的碳排放市场，让碳排放有统一的市场定价。

何平进一步提出，没有适当的市场定价，只披露信息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减排5吨能给企业带来多少业绩？如果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碳排放市场，碳排放有一个统一的市场定价，那么今天投资多少，未来值多少，就不清楚了。所以碳排放的绩效必须公开，碳排放产生的绩效需要定价。这种投资产生的收益是看得见的、透明的，它完全产生正确的或明确的企业激励。”何平说。

邹骥还表示，信息披露有两个目的，一是评价企业现在做得怎么样，二是让投资者设定企业的预期。比如某企业正在用氢气代替煤炭。如果现在不好，三年内就会好。这种信息非常重要。

对于价格信息，他认为来自市场。“披露的信息中没有提到价格，但是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在经济学中争论了很久，那就是它的成本信息。成本降低了多少？我觉得没必要公开。这是企业的商业秘密。你让它揭露了永远是假的第三个账户。能上这个项目证明了减排的成本低于碳价，所以是时候公开我做了什么，我现在是什么，让投资者自己去对比碳价。”邹伟说。

绿色产品投资回报率更高？

不是所有都是正收益率，要看预期收益率。

鞠建东还提出了投资回报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投资绿色产品的回报率较高，但同时也有“去年山西的煤炭最赚钱”的说法。应该如何理解这两者？

张小燕说，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碳排放风险、气候风险和社会责任风险是社会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在整个投资理念中，承担风险就应该得到回报。所以山西煤炭的问题，如果你的资产在应对系统性风险，无论是气候风险、合规风险还是ESG投资风险，只要有正的回报和正的敞口，你就应该在均衡的情况下获得正的收益率。但并不总是正回报率。这要看预期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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