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如何防疫的(中国古代疫苗记载)

晋朝葛洪《周礼天官冢宰》 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吕氏春秋季春纪》 中，不仅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毒、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毒等消毒法。

除了专业医书所载的药方之外，散见于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还有不少，其中有些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黄帝内经》 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 《黄帝内经》 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黄帝内经》 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 《汉书平帝纪》 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周礼》 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

现在许多仍然在应用的中医救疫名方，如吴又可的达原饮、叶天士与吴鞠通的银翘散、余师愚的清瘟败毒饮、杨栗山的升降散和王清任创制的解毒活血汤等。

西汉帛书《伤寒杂病论》 ，湖南博物馆藏。

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伤寒论》 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全书达一万字，抄录于高约24厘米、长450厘米的长卷之后。它详细记载了医方283个，药名254种，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五官科等103种疾病的治疗医方。帛书所记的医方中，均以用药为主，包括外用、内服等法，此外还有灸、砭、熨、熏等多种外治法及若干祝由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

西汉金医针，河北博物馆藏。

1968 年河北满城陵山一号汉墓出土，针灸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它通过经络、腧穴的传导作用，以及应用一定的操作法，来治疗疾病，在汉代已形成了完整的灸法治疗系统。

三、“洒扫火燎”，环境净化

保持环境卫生，对于防疫是至关重要的。我国很早就重视环境卫生，在最早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寇扫”（大扫除）的记载，《礼记》、《治家格言》、《周书秘奥造册经》中均强调了要保持居室清洁卫生的习惯，同时指出屋宇干净就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生。

我国古代传统防疫的方法之一是熏烟蒸洗。熏烟防疫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周礼·秋官》记载有用莽草、嘉草等烧熏驱蛊防病的方法，“凡驱蛊，则令之”;“除毒盅，以嘉草攻之”；“除蠹物，以莽草熏之，凡庶蛊之事。”而根据出土的竹简我们可以看到，秦时期，凡入城秦国，其车乘和马具都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在敦煌石窟中保存着一幅“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描述了殷商时代以火燎、烟薰方法来杀虫、防疫的情景。两汉时期是古代瘟疫记录最多的时期，《博物志》中特别讲到有一次长安大疫，宫中皆疫病，汉武帝焚烧弱水西国所贡香丸一枚“以辟疫气”，“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

西汉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河北博物馆藏。

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二号汉墓发掘出土，在西汉人们喜爱焚香熏烟，来净化环境，养生祛病。

西汉绮地“信期绣”香囊，湖南省博物馆藏。

1972年马王堆一号墓出土，为西汉贵妇随身携带的香袋。当时人们用香料以辟邪、避虫叮咬、祛恶、避秽等，这些香料多被装在身边携带的香囊内。

《伤寒杂病论》中就详细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在不同时期的各种治疗方法，熏香便是其中的一种防抗和辅助疗法之一。使用以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药组方，可达到预防呼吸道疾病和治疗疾病的目的。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宫廷还是百姓生活中，熏香成了各种史料和医药典集中最为常见的驱瘟防疫的方法。空气消毒药方的出现则在晋代，东晋医家葛洪（283-343年）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空气消毒药方。他认为通过熏烧药物的方式，可以预防疫病。“《肘后备急方》首先提出了空气消毒法：用以雄黄、雌黄、朱砂等为主的空气消毒药物制成太乙流金方，虎头杀鬼方等预防传染病的方剂……”。其后，唐代孙思邈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防疫方法。明代李时珍常使用蒸汽消毒法，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清莲头香，故宫博物院藏。

莲头香，清晚期，径21.5厘米，高12.5厘米。清宫盛行用香，香的种类繁多，诸如沉香、降香、白檀香、严露香、四色香、莲头香等，用来祛秽疗疾、颐养身心。

四、“恐气触人”，佩戴口罩

佩戴口罩能阻挡细菌、病毒、灰尘和有害气体侵害与传染，而且简便易行。古时候，宫廷里的人为了防止粉尘和口气污染而开始用丝巾遮盖口鼻，如《礼疏》载：“掩口，恐气触人。”《孟子·离娄》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用手或袖捂鼻子是很不卫生的，也不方便做其他事情，后来有人就用一块绢布来蒙口鼻。

在中国，3—8 世纪时流行一种叫做羃䍦（milí）的出行帽子，主要用来遮蔽容貌及身体，以避免路人窥视，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晋代，流行初期男女均可以穿戴，到了隋唐时主要为妇女使用。唐代从武则天统治时期开始，妇人出行开始使用帷帽。帷帽是克服了羃䍦的繁冗而流行起来的，具有短小、轻便的特点，长仅至颈部，面部也能稍微显露，帷帽的帽裙由纱网制成，不仅具有透视的功能，还可是遮阳蔽沙，且具有卫生防护效果。

唐燕妃墓捧帷帽侍女壁画，昭陵博物馆藏。

1990年，唐太宗的妃子燕氏的墓室被清理出来，墓室壁画中，宫女手中所捧的帷帽垂挂着一圈长丝穗，形成一道薄幕，有一定卫生防护功能。

唐彩绘戴帷帽女陶俑，吐鲁番博物馆藏。

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彩绘陶俑中有戴帷帽的妇女形象，其中一尊骑马女俑的帷帽用泥制，外表涂黑，以方孔纱作帷，帷裙垂至颈部。帷帽帽体用皮革、毛毡或竹藤编织，外覆黑色纱罗等物，能防风沙。

宋代宋慈《洗冤集录》记载：用麻油涂鼻，或作纸摅子油，塞两鼻孔；仍以生姜小块置口内。遇检，切用猛闭口。恐秽气冲入。这是讲验尸官验尸时必须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书中记载的方法与现代医用口罩防护观念相同，马可·波罗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记述他生活在中国十七年的见闻。其中有一条：“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皆用绢布蒙口鼻，俾其气息，不触饮食之物。”这样蒙口鼻的绢布，也就是原始的口罩。

五代胡環番骑图，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胡環番骑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画作描绘了边塞人、马、骆驼行走的的场面，画中妇女头戴的是元代蒙古人特有的姑姑冠，面带口罩类物品。画风粗简圆厚，设色简淡淳朴。

元白色马尾环编鸾凤戏莲纹口罩类丝织物，河北省隆化县民族博物馆藏。1999年1月隆化县元代窖藏出土。

明代中国医学思想的进步体现之一就是温病理论的逐步成熟，口鼻传病观念明确化，明代医学家万全《万氏医书》提出用雄黄点入鼻窍，阻隔疫病于口鼻之外。这不是口罩，但意识到了呼吸传染。明末大鼠疫中，吴又可在六淫之外，提出杂气（戾气）致病说，突破了先人成说。吴提出戾气自口鼻进入人体，对鼠疫防范提供了可操作的规范。

明绣帕，松滋市博物馆藏。

手帕在古代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和饰品，成为服饰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不仅能擦拭脏物，需要时也能蒙遮口鼻。

清口罩类丝织品，新疆龟兹博物馆藏。

1910年-1911年我国东北大鼠疫中，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坚持认为这场鼠疫不是腺鼠疫，而是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人际传播是目前传播的主要渠道。所以他大规模开展了隔离防疫，并且强制要求佩戴口罩。他制作了由两层纱布包裹着一块宽6英寸*4英寸的长方形吸水棉而制成的“伍氏口罩”，防疫效果明显。

1910-1911鼠疫历史照片，戴口罩的正面与侧面照。照片来自香港大学图书馆。

中华民国哈尔滨鼠疫防疫证，哈尔滨市南岗博物馆藏。

20世纪30年代，薄纱口罩的变种出现了，橡胶、蜡纸、玻璃纸等都被引进到用材中来，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提供更好的过滤作用。20世纪50年代，整套无菌手术制度确立，口罩的设计越发科学，兼有过滤和偏向的功能，刷手、无菌衣帽、口罩、手套、无菌环境共同组成了无菌手术室。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些文物见证古人疫情防控的历史，承载着先人防疫治病的丰厚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通过这些文物，我们应以物见史，以物育人，更应以史为鉴，以史资政，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防疫智慧，为人类抗击疫情，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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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吴大真，刘学春.中医谈“瘟疫”的预防［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4，10（1）：6.

［4］ 葛 洪.肘后备急方，第1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42.

［5］ 邓铁涛.谈中药发展之路［J］.新中医，2001，33（3）：15.

［6］王文远.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

［7］王玉德.试论中国古代的疫情与对策［J］，江汉论坛，2003年第9期.

相关问答：

相关问答：为何赵国在新老交接时总是陷入内乱？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正当国家强盛、政局稳定，事业如日中天时，不知怎么想的，赵武灵王忽然想退居二线，在东宫大会文武，当众宣布将王位传给太子何。

太子何是赵武灵王的宠妃娃赢又叫孟姚为他生的儿子。

赵武灵王长子名章，最早被立为太子。但公子何出生后，武灵王因为宠爱惠后，就没有任何理由地废掉章，另立公子何为太子。

二十五年，惠后卒。

惠后一死，赵武灵王好像受了很大刺激，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对惠后的爱， 居然在自己身体康健时把王位传给了太子何。

二十七年，王子何临朝称制，是为惠文王。

即使是二十岁继位的话，赵武灵王也才四十七岁呀？清乾隆皇帝做了六十年的皇帝，都八十多了，不是还不那么情愿把皇位让给已经五十多岁的太子永琰吗？

中国古代皇帝当太上皇的不少，有的是被逼无奈，如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明英宗朱祈镇；有的是年纪大了，厌烦了，乐得清闲，如宋高宗、清乾隆；有的是大敌当前，赶紧把烫手的山竽扔给太子，自己逃避责任，如宋徽宗。

像赵武灵王这样，自己身体康健，精力旺盛，国家尚未真正和平稳定，儿子又那么小，就把王位让出去，自己去当太上皇帝，而且他还不是去享清闲，而是亲自带兵到一线冲杀，甚至还化妆到秦国亲自去刺探情报，目的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江山打下来，让小儿子安安稳稳地继承享受。

你不能不说，赵武灵王用心良苦，实在是一个好父亲。

但就是这样一个好父亲，却亲手把自己和两个儿子推向了深渊。

为保证惠文王尽快适应国君之位，赵武灵王特意安排正直的肥义为相国兼担任惠文王的师傅。

赵武灵王退居二线后，自称主父。

有了这个新的称号和身份，赵武灵王觉得很好玩儿，觉得自己也很伟大。

他发誓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用自己的全部精力把惠文王培养成一个像自己一样伟大的君主。

赵武灵王将王位传给太子何后，自己穿上胡服亲自率领文武众将发起伐胡之战，为儿子开疆拓土。

同时，武灵王还野心勃勃地想从云中、九原南袭秦国。为刺探情报，他甚至亲自化妆成外交使节去秦国会见了秦昭王，一是刺探敌国情报，二是亲自看看自己的老对手秦昭王是个什么样的君主。

秦昭王觉得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肯定不是一般人。武灵王离开王宫后，昭王立刻命人随后追杀，但武灵王非常警惕，没等被追上，就早已跑过边境，脱离了危险。

秦昭公又派人多方侦察，方知这个外交官就是赵武灵王。连昭王带秦国满朝文武，都为之大惊。

老天，从来没听说过天下竟然有这样的勇敢无畏的国王！这样的对手太可怕了！

金庸写《射雕英雄传》，里面的完颜洪烈，梅轩觉得就有赵武灵王的影子。

贵为一国的王子，为了刺探宋朝的虚实，竟敢孤身潜入中原，几次身临险境，几乎丧了性命。

当然，其气度的恢弘、其履险的惊险曲折，比赵武灵王逊色多了。

秦昭王很是担忧，自己恐怕不是赵武灵王的对手。但他没想到，不用自己动手，那么英明神武的赵武灵王竟然死在了自己的高度信任的王叔公子成手里。

惠文王二年，赵武灵王巡视北地，召见楼烦王，命其出兵助赵。

惠文王三年，赵武灵王灭中山国，打通了与代地的交通，去除了赵国的心腹大患，剩下的就是积蓄力量征伐秦国了。

但是这时，武灵王又想起了废太子章，他突然觉得怪对不起大儿子章的，于是他一激动，就把章封到了代，号为安阳君。并安排田不礼作公子章的相国。

嗐，武灵王固然是位伟大的君主，但他又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不想让两个儿子任何一个受委屈。他要补偿他们。他觉得这样的安排很公平，自己感到非常欣慰。他觉得，这两个孩子一定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块儿，为赵国的长治久安，肝胆相照，共同奋斗。

但是，章这个孩子平素很奢侈骄傲，对父亲传位给弟弟何，心 里一直不满。

偏偏主父又选了一个品质不好的田不礼做章的相国，这更助长了章的骄奢。

李兑是个明白人，对这种局面很是忧心。他找到肥义说，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羽甚多，而且野心很大，恐怕暗中会有不臣之心。主父给他配的这个相国田不礼，也是出名的残忍骄横。这两个凑到一块儿，必然会阴谋作乱。自古小人野心膨胀时，都不会深思熟虑考虑后果，只要有利可图就会不顾风险、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去攫取，互相怂恿鼓动，共同走向深渊。依我看，赵国不久必有大乱。先生您身为相国，任重势大，如果有祸患，必然成为奸人攻击的目标，您最好还是早作打算。仁者慈爱万物，智者防患于未然，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还坐在相国这样的位置上，那可是十分危险的。我建议您称病不朝，把位子让给主父最信任的王叔公子成。总之，现在政治生态非常恶劣，政治局面非常危险，千万不要成为众矢之的，作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肥义说，这怎么可以呢？主父把辅佐惠文王的重任交给我，当时特意嘱咐我说，“一定要时刻牢记你的责任，坚守一心，直到身殁。”我当时对着主父他老人家拜了两拜，郑重承诺一定不辜负他的信任和重托。现在如果因为畏惧田不礼的权势我就抽身自保，那就太对不起主父他老人家了。进受严命，退而不全，还有比这更不堪的行为吗？当臣子的，不敢担当，不守承诺，罪莫大焉。古人说，受人之托应该做到“死者复生，生者不愧”，我既然答应了主父，就要践行我的诺言，怎么能只顾自己的身家性命呢？再说，忠贞之臣，只有在急难之时才能显出英雄本色。我知道您提醒我全都是为我好，但是我还是不能从命。

李兑苦笑道，既是这样，您就好自为之吧。明年的今天我们恐怕再没有机会相见了，不是我为你收尸，就是你为我收尸。

说罢涕泣而出。

李兑见肥义不听自己的忠言，就去找王叔公子成，希望他能早作准备，以防田不礼作乱。

肥义虽然没有听李兑的建议明哲保身，但李兑的提醒他还是非常重视的。

肥义找到公子信期，对他说，公子章与田不礼互相勾结，实在令人担忧。他们表面上仁义忠顺，实际上包藏祸心，很可能会干出不子不臣的事来。我听说，奸臣在朝，是国家的隐患。他们贪婪残忍，野心膨胀，在内得到主父的信任，在外骄横残暴。如果有一天假借国君之令，做出祸国殃民的事来，就会不可收拾。这几天我忧心得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您作为国之宗室重臣，有必要做好防备。从今往后，如果有召您入朝的诏令，您一定先不要去，我先替您去打探消息，没有危险时您再去不迟。

信期说，好，我知道了，就听先生您的。

四年，惠文王大会朝臣，安阳君章也来上朝议事。

主父在殿角一侧窥视群臣宗室上朝时的举止态度，发现大儿子安阳君章小儿子惠文王面前恭恭敬北面称臣，态度非常谦卑，看了之后，心里很是不忍。

主父突发奇想，欲把赵国一分为二，让章在代国称王，他觉得这样对大儿子才公平。

他这样打算了，但犹豫未决，决定等合适时机，和小儿子还有文武群臣商量商量 。

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他一直眷顾心疼的公子章已经迫不及待，对父亲和弟弟抢先下手了。

主父与惠文王巡游沙丘，公子章即与田不礼纠集党徒发动叛乱，对外诈称接到主父的密令，召诸公子、宗室入宫议事，肥义与公子成早就约好了，如果有入宫开会或议事的诏令，公子成先不要去，自己先入朝探听虚实，结果肥义一入朝，即被当场诛杀。

信期听说后，急忙点齐人马与叛军交战。

王叔公子成与李兑在自己的封地听说公子章作乱，也立即率领四方军队第一时间入朝平叛，由于准备充分，自己平素威望又高，所以很快杀死田不礼，尽灭其党羽，迅速稳定了局面。

公子成平定叛乱后，按说应该向在外视察的主父和惠文王汇报情况，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想失去这千载难逢的机会，与李兑一商议，即自称相国，号安平君，封李兑为司寇。

政变未遂的公子章在混乱中单身出逃，跑到了主父的沙丘行宫。

主父一看大儿子如此狼狈可怜，一下子又心软了，竟忘记了这小子干的罪不容诛的天大坏事，打开宫门将其藏在宫中。

公子成与李兑听说公子章被主父藏在了行宫，立即率兵包围了王宫，不由分说，将公子章搜出，当场诛杀。

杀完公子章，公子成与李兑一商量，我们因为公子章的缘故包围主父的行宫，逼死了章，退兵后主父恐怕不会饶过我们，我们这些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主父一块儿杀死算了。

于是，两个人继续率兵围困王宫，对里面的宫人说，想活的就赶快出宫逃命。

宫中的大小官员、宫娥太监一听，谁也不想陪着主父赵武灵王等死，一声呐喊，全部跑光了。

主父想跑跑不了，又没人送饭，躲在宫中几天后饿得不行，以至于挖老鼠洞找粮食、爬到树上掏鸟窝充饥，坚持了三个月，终于饿死于沙丘行宫。

公子成确信主父真死了，这才打开宫门，隆重为主父发丧，组织全国军民揭批公子章的罪行，缅怀主父生前的丰功伟绩，号召全国军民化悲痛为力量，投入到正常的工作生活之中，千万不能给各国攻击赵国的可乘之机。同时，向各国派出使者通报情况，大致意思是乱臣贼子公子章已被绳之以法，主父悲伤过度不幸暴病而亡，现在国内政局稳定，赵国愿意继续与各国保持良好的国际关系。

说起来，这次宫廷政变式的内乱，始作俑者全在主父一人。

主父不能说不伟大，不能说不英明，但在处理接班人事情上却犯糊涂，屡出昏招，屡犯低级的战略性错误。

开始他立了太子章，只是后来娶了孟姚，因为宠爱孟姚就轻率地废掉章，另立幼子何为太子。这还不够，继而又把王位传给何，自己交出大权甘愿东讨西杀以一个臣子的角色去辅佐幼主。

这样本末倒置的做法不但不合礼法，还使全国上下思想混乱，莫知所从。

后来看到公子章卑微地向弟弟俯首称臣，他又觉得很对不起大儿子，遂想把赵国一分为二，另立章为代王，让两个儿子分庭抗礼，共享共治国家。这种荒唐想法和做法，真是旷古少有。

就这样，主父从一个伟大、英明的君主，突然英雄气短变成了一个慈爱、天真，像一个娘们儿一样的父亲，但是事与愿违，事情并不按照他的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发展，而是造成朝中文武无所适从，给公子成和田不礼作乱的理由和机会，最后间接害死了公子章，自己也被饿死在沙丘，成了一个国际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