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职人员违规借贷处理(公务员禁止民间借贷)

摆账网知识与问答 2024-11-24 02:50:40

严查以贷谋私。

宁夏回族自治区CPPCC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泽锋，长期违规向他人大量借款，并通过民间借贷、投资、入股等方式获取收益，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开除党籍处分；“通过民间借贷非法获取大额回报”的安徽宿州CPPCC党组原副书记侯华被“双开”；“企图利用民间借贷等手段为其违法犯罪行为披上合法外衣”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唐红被“双开”……近日，纪检监察机关通报典型案例，对利用民间借贷进行权钱交易表现出“零容忍”的鲜明态度。

每次单位有项目，他手里正好有钱，老板正好“缺钱”找他借。老板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借。

“我以前很看重经济账、权力账、面子账，但根本都是‘空账’。我以为自己聪明了一辈子，到头来却算出了这么一笔毫无意义的账……”面对调查，浙江省义乌市公路管理局原局长包后悔不已。

2008年，包偶然接触到了一个“赚钱生意”——民间借贷。他私下算了一下：坐在办公室里，一只左手一只右手，就是一大笔利息！于是他拿出自己多年的积蓄，以亲戚的名义向银行借款，筹集了上百万的“本金”。他对收利息赚钱的轻松暗自得意，又担心拿不回本金的可能。2011年底，当修路工程的老板金某某找他借钱时，包觉得问题解决了。

包认为，自己在公路局工作，工程谁来施工，是否通过验收，工程款什么时候结算。“在我手上干活，不怕他没钱还！”不仅保险，利率也高。月息每元2分，2分5分，3分，由他决定。此后，包开始利用职权向管理客户发放疯狂贷款。

看到与包有借贷关系的老板们承揽的工程越来越多，其他老板也开始“缺钱”，纷纷向他们借款。包的贪婪也与日俱增。后来，他把从没向他借过钱的老板叫到办公室，问他需不需要借钱。2014年7月，包主动联系老板，向借钱。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向包借了200万元，月息2.5分。到2015年1月，包已获得利息30万元。

经过几次的磨合，包和他的老板们已经越来越默契：一个单位每开展一个项目，包手里正好有钱，老板们正好“缺钱”找他借。老板们无处可借。包说，利息是他能借多少就借多少，能借多久就借多久。相应的，他会在公路养护工程拨款、监督管理、工程款支付等方面对借钱的老板给予“照顾”。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7年，包利用职务之便，在公路养护工程项目分配、监督管理、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以借款、收利息等方式向多名承揽工程的老板索取财物，共计77.79万元。

2017年10月被查处的重庆市武隆区CPPCC原党委书记、主席张晓江有一个习惯，就是不收“小钱”，也不收他不信任的人的钱。更重要的是，他几乎不直接收钱，不是通过代理，就是通过——元的高息贷款。为了赚钱，他甚至强迫借钱给需要他的人。

向他求助的老板不得不接受他的贷款。以至于这些老板私下见面的时候，经常互相调侃“你找张书记借钱了吗？”“不借不行。”大家相视一笑。经查，张晓江在北京收受贿赂2558万元

从营利手段来看，有的高息放贷，有的无息或低息借钱牟利。2004年至2018年，衡阳CPPCC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廖炎秋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民营企业家谢某生等三人谋取利益，在三人无经济需要的情况下，通过借款、收利息等方式收受财物3500余万元。廖炎秋被“双开”，其涉嫌犯罪问题被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再如，重庆市涪陵区某行政执法单位副科长项某长期向执法对象借款共计39万元，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向对方打招呼减轻处罚，直至案发，借款仍未归还。

一些单位钻财务管理的空子，挪用公款对外放贷牟利。2013年以来，重庆合川兴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孙光弟与重庆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光伟合谋，由刘光伟利用空壳公司提供价值不足或虚假抵押物向担保公司申请贷款。经贷款业务经理杨昌建、审核人郑、审批人孙光弟签字同意后，分8次取出公款4800万元，以年利率36%-72%借给他人使用，造成

从作案心理上看，一些涉案人员思想堕落，缺乏正确的义利观，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有人认为民间借贷行为具有隐蔽性，即使被查处，也能以“正常借贷关系”为由掩盖利益输送的事实。有的自欺欺人，无视权钱交易的本质，以为只要“能把借的钱还了”、“用自己的钱赚利息”就对了。如湖南省邵东县委原副书记刘社清利用职务之便，为民营企业家提供帮助，以贷款、收利息等形式收取双方约定的好处费。刘社卿不服一审判决，提出月息低于3%，属于正常的民间借贷利率，不应认定为受贿罪。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从管理监督的角度看，一些地方对公职人员不当利用民间借贷谋利的监管还存在空白，往往是在问题充分暴露后才意识到。该案显示，部分公职人员常年参与民间借贷，甚至向单位同事借款，但组织上并未重视，直到事件造成不良影响，他们才主动了解相关情况。有地方举报，不管是个人举报还是廉政档案，领导干部参与民间借贷都不在申报之列。包括社会征信系统，也无法查出领导干部参与民间借贷的情况。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利用私营部门配备领导干部。

借贷不当谋利的监管还不够有力。

牢牢抓住利益输送与领导干部职务职权之间关联性，揭去为权钱交易披上的“合法”外衣

“我为了利益，违规放贷，明知道他是通过向我借钱的方式让我获得高额利息，依然照收不误……”今年1月，浙江省三门县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广法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其部分受贿款就来自于高息借贷。

2014年，商人陈某某向王广法提出借款，以月利率3%向陈某某出借200万元。调查发现，王广法曾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某在产证办理、场地租赁等方面提供帮助。对王广法与陈某某之间资金往来进行分析发现，陈某某当时财务状况良好，并无资金需求。

审理人员分析，王广法利用职务便利为陈某某谋取利益，在明知陈某某向其他人借款利率不超过2分的情况下，按照3分利收取利息，其收取的高出2分的利息，实质就是权钱交易，故将该部分利息认定为受贿。对于2分以内的利息，考虑两人之间的关系，存在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行为，故将2分以内且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部分认定为违反廉洁纪律。

一般情况下，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中借款双方通常存在较为稳固的信任关系，借款的理由往往比较正当、合理，借款后出借方有催促还款行为、借款方有归还的意思表示和行为等。相比之下，一些公职人员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借钱给有求于自己的请托人，收取高额“利息”回报，实质是利益输送、权钱交易。

浙江省仙居县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徐佩华分析，一方面，借贷双方地位不具有正常民事法律行为所具有的平等性，请托人有求于领导干部，其支付的高额“利息”，是希望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利；另一方面，借贷双方的交易行为不具有公平性，请托人支付高于正常的“利息”，违反了正常民事活动中权利义务应当对等的公平原则。

徐佩华认为，查处此类案件，不能仅看是否具有书面的借款手续，是否真实履行借款本金的支付，还要结合以下因素综合判断：一是借款人是否具有资金需求，有无正当、合理的借款理由；二是借款人与领导干部平时有无经济往来；三是借款人是否要求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取利益；四是借款人给予领导干部的利息是否明显高于其给予同时期其他不特定对象。查明这些情况，领导干部与借款人以借贷收息为名、行权钱交易之实就再也无法掩盖。

“看似花样翻新、手段隐蔽，实则只要牢牢抓住物质利益输送与领导干部职务职权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就能揭去为权钱交易行为披上的‘合法’外衣。”徐佩华说。

精准打击、系统施治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行为

领导干部违规借贷，表面是借钱，实质是借“权”，是以公权谋私利、发不义之财。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精准打击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行为，为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民间借贷的利率是民间借贷合同中的核心要素。民法典规定，国家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2020年8月发布新规，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业界人士认为，这客观上增加了以违规借贷形式变相权钱交易的违法成本，有利于引导党员干部自觉规范和管理服务对象之间的借贷行为，推动净化政商关系。

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以贷谋利。《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通过民间借贷等金融活动获取大额回报，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属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如果获取了大额回报，并确定影响了公正执行公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人员谋利，则可能认定为受贿。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参与民间借贷事项报告制度。《浙江省防止领导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行为规定（试行）》明确，不得与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个人发生借贷、担保、居间介绍等关系，不得向他人出借资金并收取高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利息等，并要求参与民间借贷数额在50万元以上，或数额在10万元以上且持续时间超1年的等情况，应在当年个人事项报告中填报。义乌市纪委监委加强监督检查，要求各单位公职人员全面自查自纠本人以及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是否存在违规借贷等问题，及时主动、如实申报情况并自行纠正；建立常态化抽查核实机制，每年按10%比例开展抽查核实，确保及时发现、纠正自查不诚信、纠正不彻底等问题；市委巡察机构将违规借贷等问题纳入巡察内容，发挥综合监督作用。

开展违规借贷专项整治。云南集中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借贷问题专项整治，重点清理规范党的十八大后发生或延续的，影响领导干部公正执行公务、廉洁行使职权的借贷行为；浙江省金华市纪委监委抓住“领导干部违规借贷，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经商办企业”等重点难点，开展清理违规借贷、违规持股、低价购房和规范“一家两制”专项行动，全市共有65167名党员干部进行自查报告，实现了市管干部、乡科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干部三个层面全覆盖，对涉及违纪违规的党员干部提醒谈话660人、批评教育或责令检查269人、诫勉74人、组织处理27人，党纪政务处分110人；江苏省邳州市纪委监委针对违规借款、违规放贷、违规担保和干预插手借贷活动等问题，聚焦涉企服务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开展专项治理，对全市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高息放贷及低息和无息借贷等行为进行摸排。

以案促改促治。一些地方纪委监委加强反面警示，通过通报曝光利用民间借贷不当谋利典型案件，开展警示教育等方式，以案明纪、以案说法。针对鲍江富案反映的工程发包暗箱操作、领导干部违规借贷等问题，浙江省义乌市纪委监委推动市公路管理局强化数字赋能、引入“三重一大”网上监督系统，完善“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痕迹管理制度，推进工程项目招投标“评定分离”改革，规范资金审核审批流程，强化限额以上内部发包管理制度及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