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老爸买了一张彩票中了40万(被冒领的彩票600万)

摆账网知识与问答 2024-11-14 15:00:26

这是《自拍》的第306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我。

我没有自己的文化，总觉得下一代的教育跟其他东西一样。我们的孩子出国两年后，我夫妻放下国内的生意，去加拿大陪孩子。到了国外，我们不敢坐吃山空，又开始工作了。洗碗，上流水线，砍树伐木，什么都干。十几年过去了，儿女们都毕业成家了，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可我还是觉得不能闲着。

我们一家人在多伦多的合影，后排是我们的儿子、儿媳、女婿和女儿，前排是我和妻子。

我是那个从苦日子里走出来的人。上世纪6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东北农村每个家庭都养了几个孩子，兄弟姐妹八个，哥哥四个，姐姐四个，都是我最小的。我爸是农民，没上过学。除了名字里的“后”字，他不认识别的字。他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种地养家糊口。

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挨饿是常有的事，好像从来没有吃饱过。那个年代吃什么？煮一大锅玉米茬，偶尔放点米饭。我们家孩子多，每个人嘴里最多只有两个。当大人忙于工作时，孩子们在村子里跑来跑去。当他们饿了，他们就去树上摘水果，在河里钓鱼。

我爸虽然没文化，但是管教很严。只要他听说我们村里有人跟别人打架，或者偷别人的水果什么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揍。有一次我饿极了，去别人的果园摘了一些小苹果。吃完就跑了。我没有注意到我的狗还在花园里徘徊。结果人家跟着狗找我，我爸立马把我按在炕上，用皮带抽我，一点都不手软。

6岁的时候，我拍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

从小就不善于表达自己，不善于工作，不善于用脑学习。我8岁开始上学，一直停留在一个又一个水平。我在小学呆了八年，直到学校变黄我才毕业。16岁那年，村小学合并到隔壁村学校，我四姐正好在那里当老师。每次被叫到办公室被批评，四姐都觉得很丢脸，又要揍我一顿，气得我说我根本不去上学。我爸抓起一根棍子就要打我。我说如果你杀了我，我就上不去了。他把所有的棍子都打折了，最后也拿我没办法。

1984年，我辍学了。读书不能苦，生活也要苦。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事情。这时候，我的几个哥哥姐姐走出了农场大门。有的去矿上招工，有的去县里考学习当老师，只有我和三哥留在村里打工。我们每天和爸爸一起去地里挖地，一大早起来带干粮去，天黑了再回家。东北的天气早晚最冷，我俩都经常挂满白霜。每天，我们所做的就是吃饭，工作和睡觉。

我当农民已经快两年了。后来，一个亲戚来看我。聊天时，他提到镇上有个工地，需要大量的砖、沙等建筑材料。我三哥聪明能干。他把这话放在心上，跑去问他，发现真的是这样。回到家，他和家里人商量买一台四轮拖拉机，说是给工地喂饭。在城里几个兄弟姐妹的资助下，我们花了一万多元买了村里第一台四轮拖拉机。

每天工地需要16000块砖，一台四轮拖拉机能拉1000块砖。我们兄弟一直拉来拉去。每天他拉8次，我拉8次。两端都是自己装卸的。有时候拉沙快，4分钟就能灌满一车，每人每天能赚48元。1986年，能赚这么多，很了不起。我们每天都很累也很开心。不到一年，我们就建起了村里最好的房子。

那年我赚了钱，我(在

转眼间，我20岁了，家里开始为我媳妇做打算。介绍给我的那个女孩和我们是一个组的。我家在红谷屯三队，她家在马大屯四队。我们从小一起上学，彼此都有好感。况且双方父母都很了解对方，所以定下了这门亲事。

1989年3月，母亲给了我们1000元钱，让我们去县城买些结婚用品。本来我们打算偷偷去哈尔滨，但是一商量，为什么不直接去北京呢？婆婆听到我们嘀咕这个，又给了300块钱，嘴里念叨着“穷人家有钱”。就这样，两个向往首都北京的农村孩子，在村口的哈通路上了大巴车。经过六个小时的颠簸，我们到达了哈尔滨火车站，没睡午觉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直到我到了北京，我才知道什么是大城市。真的很像《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首歌。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到处都是灯光，人来人往。下了火车，感觉眼睛不够用，脚不知道往哪里走。迷迷糊糊中，我们上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在我们做出反应之前，司机已经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地下小旅馆。我打听了一下，说是崇文门附近一个叫“马圈门”的地方。

当时我们住酒店需要介绍信。出门的时候不敢跟家里说去北京的事，走之前也没开介绍信。入住的时候因为这个被前台质问了半天。后来有人给我们出主意说要去北京旅游，酒店就让我们住了。第一次听到“旅游”这个词。挺清新的，而且很时尚。

第一站，我们去天安门广场。

我们在北京吃、住、玩了七天。走之前给侄子侄女买了点礼物，把带出来的1300元弄丢了。我真的不后悔这次出柜。至少我已经看到了我想看的一切。当时的想法是，我们这辈子可能只来这么一次大城市。

回东北结婚后，我和媳妇收心了，开始安心过普通人的踏实生活。结婚前两年，先后生了两个孩子，弟弟妹妹相差一岁。媳妇一出月子，每天就忙着伺候孩子，还要打理一大堆家事。那时候附近没有工程用砖用沙，也没有地方放拖拉机，只能下地干活。

我媳妇抱着女儿在我家院子里。

东北一块地15亩，我家种了三块半地和一点水田。当我们太忙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雇人工作。努力的人都爱喝一杯，每顿饭都需要一个吧台。想每个人都不容易，对他们太挑剔也不好意思。大家一说想吃什么喝什么，我就去村里小卖部赊账。秋天卖粮还债的时候，

算完发现啥也没挣下。

媳妇经常跟我开玩笑说，那时候真是穷得连狗都嫌弃，这话一点不假。我家当时养了一条狗，有一阵子我俩连着好几天不炒菜，就吃个葱沾酱，狗吃不上剩饭，饿得嗷嗷叫，我嫌吵踹了它一脚，那狗从此就跑没影了。

除了粮食，家里还种了点亚麻，这是我在路边准备摔亚麻。

那几年我是什么活都干，春天种地，夏天除草施肥，秋天收庄稼。到了冬天，就开着四轮拖拉机从达连河煤矿买回一车煤，再用拉到县里卖。辛苦且不说，关键还经常遇到一些地痞赖子找事。我不服，和他们打过好几架，因为对方人多，我一个人总吃亏，每次都搞得鼻青脸肿。

从早到晚，从春到秋，我一天都不敢不劳动，好不容易稍微攒点钱吧，每年赶上几次红白喜事、老人孩子生病啥的，钱眨眼就没了。媳妇老念叨说想买台电视机，结果我年年忙忙碌碌，到年底发现还是买不起。眼瞅着孩子赖在别人家不走，就为了多看会儿电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都说再苦不能苦孩子，虽说咱是农村人，没啥文化，这道理我还是懂的，谁不想让自己孩子好呢？

1993年，全家在依兰县松花江边防洪纪念塔下合影。

后来我俩能走出农村，一直走到今天，我媳妇功不可没。1994年，她去了趟大连她姐家，回来后不停地给我说大连开发区那边的情况。她姐在镇子上卖菜，一天能挣个百八十块钱。我们呢，在村里拼死拼活一年也剩不下几个钱。媳妇胆子大，说想去闯闯，我虽然舍不得家，但也真不想这个家再这么穷下去。北京都去过，大连有什么好怕的，不如就去闯一闯！

这次出门，我真正体会了什么叫“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过来容易，待下去难啊。幸好有亲戚在大连，到了还有个临时落脚的地方。到大连第二天，我们两口子就把孩子托付给亲戚，赶紧跑到开发区，想找个合适的营生做。一连几天，我天天出去转，琢磨能干点什么。

考察一番后，我发现开发区厂子多，打工的多，开个小饭馆一定行。我在周围问了一圈，意识到从家里带来的那几千块钱根本不够盘个饭馆。正没招的时候，看到马路边一个用木板搭建的面馆在转让，店主出价2000块。我见挺便宜，急忙给钱接手。还没等卖几碗面呢，城建的执法人员便通知说这是违建，要马上拆除。2000块钱就这样打了水漂。

后来我学着别人摆路边摊，卖烧烤，加入了无证经营的游击队伍，天天提心吊胆，跟城管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有一回，我正专心给客人烤着肉串，一抬头看到城管的皮卡停在面前，想跑都来不及了。他们也不跟我废话，麻利地把一盆水泼到炉子里，提起炉子就扔上了皮卡车，几个马扎、小桌子也被一股脑扔了上去。眼瞅着家当被没收，我心里又急又气，却啥都做不了，谁让咱违法经营理亏呢。

媳妇和我商量，说这样东躲西藏下去不是个办法，后来我们去打听了一番，咬咬牙花钱办了个临时流动摊位的执照，算是走上了合法经营的路。这时候是夏天，我找人打了个木箱子，专门卖冰棍和冷饮。摆摊的地方在大连海关、商检防疫站门口，在当时的大连开发区，那一片是最繁华的。

我们一家人在冷饮摊前合影。

没想到，就是这不起眼的小买卖让我尝到了甜头。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天天有一堆人围着摊位买冰棍。我每天穿个大裤衩、拖鞋，骑着自行车飞驰在冰棍厂和摊位之间。1994年的这个夏天，短短几个月，我们的冷饮摊位就挣了一万块人民币，现在想想真是不敢相信。

从这个小摊位开始，我俩越干越有经验，干了两年后，又把摊位后面的门面房租了下来。当时门面房出价四万六，市场上没什么人敢接。我也是冒险租的，想着反正攒了些钱，大不了赔光再回老家种地去。租下门面房之后，我们上的货更多更全，来得客人也更多了，鸟枪一换炮，那生意别提有多好。

小摊位变成了小商品店。

香港回归的那一年，我们用开店挣的钱在大连买了一套70多平米的房子。装修好、置办完家具花了将近十五万。见我生意做得红火，老家亲戚家的孩子接二连三地投奔过来，我整天有吃有喝地招待大家，有时候在厨房做饭的都四五个人。大年三十吃饱喝足了，我就带他们打麻将、“开拖拉机”。有能力提供这些，我心里老开心了。

然而，这段好日子没享受多久，我的身体就出了状况。因为长期熬夜，我夜里不睡觉的毛病越来越重，成宿成宿地睡不着。媳妇怕我给身体熬坏了，商量着要把商店兑出去。我不同意，好不容易辛苦干下的买卖，哪能说不干就干？

媳妇不停地做我工作，分析给我听，说干两年冷饮摊和两年多商店挣的钱有十多万，商店转让出去还能得个十五万，加一起就有二十多万，而且家里已经有房子在，钱怎么都够花了。她劝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让我先养好身体再说。我同意了，商店没给别人，成本价8万块钱转给了我三姐。

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我身体慢慢好起来。精神头一好，人更不愿意吃老本了，想到手里有点钱，我又开始折腾想开个饭店。事后证明，隔行如隔山，生行轻易不入，熟行轻易不出。饭店开了几个月，吃饭的人是不少，问题是开销太大，除去成本几乎落不下几个钱，没干多久就转让出去了。

饭店没干成，我们又在工业区买了一处门面房，继续干杂货店。

2000年前后，我为了吸引顾客来我家买东西，捣鼓来一个彩票机开始卖彩票。店里时不时有人中奖，干得久了，我也跟着学了不少彩票知识，后来，我开始研究“29选7”体彩，有时候感觉来了就成百上千地买。

有一天我上货回来，外甥女着急忙慌地告诉我，说我家彩票机上中了一注“29选7”的一等奖，奖金六十二万九千元。我看了一眼中奖号码，心里便有数了，赶紧拿出头天买的一沓子彩票一张一张地翻。翻的时候，我两只手都控制不住地在抖啊，最后找到了脑袋还是嗡嗡的，特害怕这是在做梦。

我没敢别人声张中奖的事，过了几天，悄悄带着外甥、侄子几个人开车去大连市体彩中心领走了奖金。六十二万九千，扣除百分之二十的税，还剩五十万多一点，搁现在也是很大的一笔钱。

我家的彩票店，墙上的logo都是我自己找材料动手做的。

这五十多万奖金我没拿回家，先去邮局给我三哥汇了四十万整，一部分给他做生意用，一部分让他拿去替三姐还贷款。剩下的十万我给自己还了一部分账，余下的都分给亲戚们了，每家两千。那阵子，全家人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我成天带着小孩儿们去吃肯德基、买新衣服。

中了这么大的奖，加上生意也不错，我就在大连买了不少房子。尤其是中彩票后，有段时间我一口气分期买了5套，每套总价十多万，之后几年又陆续买过几套。我名下房产最多的时候，一共有过8套住宅、2个门面房。

过去，我体会过没文化的难处，有了钱之后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涉及到孩子学习的事，要花的钱我一律支持。2007年儿子面临中考，虽然他后期进步很快，不过按当时成绩来看，考开发区最好的一中还是有难度的。我态度坚决，让儿子就报一中，大不了我掏三万块借读费。听我这么说，儿子反倒有了信心，竟然超常发挥，压分数线被一中录取了。

那年夏天儿子如愿进重点高中，一家人高兴回老家。

2009年，我媳妇看到邻居家姑娘在学英语，说是准备留学澳大利亚，她也动了心思，跟我商量着想让两个孩子出国留学。我觉得只要对孩子好，去就去呗。闺女儿子一听都可高兴了，觉着不用再背负高考那么大的压力。最后我们看中了加拿大，俩孩子各自选了不同的地方，姑娘去温哥华的菲莎河谷大学，儿子去多伦多的一所高中。

留学花费还是挺大的，俩孩子每年得50多万，人不都说嘛，人生最大的成功是把孩子教育好，花就花吧，钱花了可以再挣，错过了学习这个阶段就很难再回头找了。为了支持他们，我手里的10套房产一套接一套卖掉。除了个别房子亏钱，大部分都增值了两三倍。正是因为这些房子，我才有底气送孩子们留学。卖房的时候，我也一点没觉得心疼。

送孩子去留学的中介很负责，把两个孩子安排得挺妥当，后来他还建议我们一块过去陪读，说这样可以省很多钱。这其实是在我们计划之外的事，我和媳妇从来没敢想过，当年那两个偷偷跑到北京玩，又在城里打拼多年的农村人竟然也要走出国门了。

2003年中彩票那阵子在照相馆拍的，背后地图上就是加拿大，没想到有一天真要去这里。

办妥出国手续后，我们把商店、彩票店都转给了亲戚。2011年3月5日，我和媳妇坐上了飞往多伦多的航班。虽然之前也是背井离乡，不过这次是飞到地球的另一面，我俩都还挺紧张的，在飞机上都没怎么睡着。航班是国内下午四点多出发，飞了十二个小时，到达多伦多机场正好也是加拿大的下午四点多，天上还下着小雨。

从机场出来之后，我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脑袋昏沉沉的。只见四处都是矮趴趴的房子，看惯了大连那边的高楼大厦，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国际都市多伦多也不咋地啊？这么一想吧，乡下人进城的那种局促感倒是缓和了不少。

来到异国他乡，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我和媳妇才上过几年学，两个人加一起还不到11年，更别说英语了。媳妇出国之前倒是学了几天，到头来也没整明白几个词，我自己是一句都不会。刚开始，我们出门想找个厕所都找不到，国内的洗手间英文标识都写WC，我跟几个老外连比划带说要找WC，人家听了都一脸茫然。后来我才知道，WC这个说法只在个别国家通用。

到加拿大的第二天，我和媳妇在租的房子前拍了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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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出来的时候手里有个20多万加元，相当于100多万人民币，但总不能啥都不干，就这么坐吃山空。在当地熟悉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出去找工作。有天在路边看到一家华人职业中介，我就进去登记了，人家给安排到了一家玩具厂上班，一小时工资10.8加元，合人民币65元左右，听着不少，其实只是政府规定的法定最低工资。

工厂离家不远，开车十分钟就到了，厂里还有几个华人同胞一起在流水线上干活。我每天干八小时，三班倒，工作强度还是挺大的。想想以前，我刚走出农村那么穷都没去厂里打工，奋斗了十几年，现在倒好，跑到国外打工来了，心情还是有点失落。

和工友混熟之后，我才知道我是我们几个里面学历最低的，有一个工友之前是西南某省会城市电视台的编导，还有一个原来是中原地区省级医院的主任大夫。人家在国内都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到了这边都能安心在厂里打工，我算啥呀？心里还不平衡。这么一想，就既来之则安之了。

忍一时可以，时间一长我又受不了了。我这人天性就不爱受人管束，这么多年当农民、做小生意自由惯了，在厂里按点打卡上班一眼望到头。再说我也不善于跟人打交道，实在不想待在厂里，就琢磨着能不能用那20多万加元做个小生意。

有天媳妇在报纸上看到一条广告，说有个小型加油站在往外转让，报价65万加元，可以接受贷款。可能是无知者无畏吧，我马上联系了经纪人约时间去考察。在加拿大这边，买家可以要求卖家提供营业额，详细了解经营状况，而且可以在店里观察七天。我找了个汽车旅馆，白天在店里观察，晚上回旅馆睡觉，饿了就买点汉堡薯条垫巴。看了几天，我觉得不行，这地方太偏了，附近也就五六户人家，而且周边都是牧场。

加油站在小镇中心十多里之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周边比较荒凉。

后来我又看了几处加油站和便利店，发现在这里做小生意真没有那么简单。国外不比国内，能吃苦就行，加拿大对各种小生意的注册程序、经营要求、税率有明确的规定，了解的越多，顾虑越多，前怕狼后怕虎的，啥也不敢干了。

那阵子，媳妇总念叨说没房子就没根，在这里找不着家的感觉。我想既然不好做生意，那就先安家吧。我们看上了一处售价45万加元的房子，先出20%首付贷款买了下来。房子有185平米，院子尤其大，目测得有2亩多地。每月房贷要还1400加元，相当于人民币8000多。

当时儿子在多伦多滑铁卢大学读书，期间他还申请去香港大学交流了五个月。闺女在菲莎河谷大学上过一阵，后来又转到哈利法克斯的一个大学去学摄影。学习上的事我不懂，只管给钱就行了。两个孩子离毕业还有几年，一时半会挣不了钱，我们家买房之后的经济压力还是不小的。

我和媳妇尝试了很多工作，去工厂流水线上打过工，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冷库搬运过食品，还在华人餐馆后厨打过杂。房子安置好以后，媳妇试着做起了留学生住宿家庭，收入是比以前多了些，可日子依然过得紧紧巴巴的。

我和媳妇在院里的草地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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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七月，我正在一家华人餐馆刷盘子，突然收到老家传来的消息，说我三哥病危。出国之前，我三哥一直在哈尔滨住院，我去陪护了三个多月，没想到离开不到半年，病情已经恶化到这个地步了。容不得多想，我赶紧订了回国的机票。到病房一见面，我们哥俩谁都说不出话来，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那段时间，我除了陪在三哥身边，就是帮他处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帮忙追回一些欠款。有天三哥突然拿出一张卡，说里面有200万，要给我两个孩子。我死活不要，他急眼了，说不收下他就从窗户跳下去。最后没办法，我只能先收下，之后还是偷偷把卡还给了三嫂。媳妇和我聊起来，都觉得没要这钱是对的，最起码心里舒坦。

回到加拿大之后，我到一家华人园艺公司找了份工作，跟着干些小工的活。这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很大的院子，种草种树啥的，园艺这类活儿很吃香，而且工资还可以现结。可惜干了没多久，媳妇因为车祸撞伤了腿，我只能在家照顾她，岗位很快就被别人顶替。

等媳妇恢复得差不多，我又坐不住了。这时候我对园艺已经有一些了解，再说，我从小从农村长大，爬墙上树的都不是事，干活也舍得下力气。别人不让干，咱就自己干呗。有了这个想法后，我让儿子在华人网站上给我打广告，说跟花园有关的活儿我都接。

别说，广告还挺管用，很快就有华人同胞打电话来问价。之前我都是跟着园艺公司干活，只出力不操心，也不知道料钱、工钱怎么算，没办法，先蒙着先报吧。报价太高我怕客户吓走了，只能先往低了报，有好几次辛苦干完活还往里搭钱。

我工作的场景。

一开始亏点钱不算什么，权当总结经验了。慢慢地，我也能大体估算出用料、用时这些成本，报价越来越靠谱。有时候需要买料、买工具，涉及到英文不懂，我就等儿子回来帮我在网上查查，再到店里去买。后来我还办了园艺工作的执照，意味着这是一份被政府认可的有资质的工作。

在加拿大干活挺麻烦的，像修栅栏、铺地砖这些，只能先收一部分定金，花几天时间按部就班地干完，完事还得负责后期维护保养，一趟趟折腾。所有园艺活儿里，我最喜欢的就是砍树，它属于破坏性的工作，活干得痛快利索，干完能直接拿钱走人，缺点是砍树要上高爬低，风险比较高。

2016年我就出过一次岔子，险些丢了命。那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雇了三个工人帮忙，工人都是按时薪付工资，再加上扔垃圾的钱、车辆加油、工人吃喝，干得慢基本等于白干。我嫌麻烦，没带安全护具就爬到了树上，结果被一段两百多斤重的树枝砸到头，直接从三米高的位置掉下来。整整昏迷了三天，我才清醒过来，一睁眼就看见老婆孩子围着我哭。

2017年2月份，伤后恢复期，媳妇和我去儿子工作的小镇住了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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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幸的是，我醒过来后恢复得挺好。媳妇要给我申请加拿大政府伤残补助，这个钱按理说是完全可以领的，可我没同意，我觉得自己没事了，还没到需要别人救助的程度。一个月之后，我平安出院。全家人都反对我再去砍树，我还是坚持要干下去。有时候别人帮忙我还不放心，总忍不住自己上手。

受伤到现在有五年了，我还在继续做园艺活儿。孩子们前几年都已经大学毕业，各自找到了高薪的工作，有了幸福的婚姻。这个家已经不需要我再这么拼，可能还是因为自己是穷苦出身吧，只要干得动，我就不太想闲着。每天能出门干点啥，好像一天的心情都是快乐的。

孩子们带我们去古巴度假，第一次在游轮上穿正装参加晚宴。

这些年，我们夫妻俩一路走来挺不容易的，好在孩子们都很争气，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最近，我也慢慢想开了，有时间会听孩子们安排，学学外国人的生活理念，隔三差五地出去旅旅游、度度假。虽说国外的月亮并不比国内的圆，但作为老百姓，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图的其实也就是一家人能一起过个安稳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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